宝鸡 “弓鱼” 国古墓发掘记：沉睡三千年，一醒惊天下
1974 年的冬天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茹家庄村的黄土台塬，村民们裹紧棉袄，哈着白气在地里平整土地。谁也没料到，这寻常的劳作会捅开一扇通往三千年前的神秘大门。
张老汉的锄头下去时，只听 “哐当” 一声脆响，震得他虎口发麻。他心里 “咯噔” 一下，这黄土层里向来只有碎石子，哪来这么硬的东西？扒开冻得结板的泥土，散乱的马骨先露了出来，白森森的在夕阳下泛着冷光，看得他后颈窝直冒凉气。“这是…… 马骨头？” 他喃喃自语，手里的锄头差点掉在地上。旁边的年轻人凑过来，突然指着土坑深处惊叫：“叔！你看这是啥？”
土坑里嵌着几个铜疙瘩，巴掌大小，上面刻着弯弯曲曲的花纹，在昏暗中泛着幽光。张老汉凑近了眯眼细看，那花纹像龙又像凤，摸上去冰凉刺骨，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庄重气。他年轻时听村里老人讲过，渭河边常有人挖出老物件，多半是古墓里的东西。这念头刚冒出来，他腿肚子就有点打颤 —— 挖着古墓可不是小事！
展开剩余91%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遍全村，男女老少扛着锄头铁锹涌过来，围着土坑七嘴八舌。有人说这是神仙留下的宝贝，得赶紧请去庙里供奉；有人盯着铜疙瘩眼里放光，盘算着能卖多少钱；也有人害怕触怒了地下的神灵，急着要把土填回去。王二婶攥着围裙直念叨：“作孽哦，动了老祖宗的地，怕是要遭报应的。” 张老汉蹲在地上抽着旱烟，烟锅子 “吧嗒” 响，心里翻来覆去地掂量：不报官，万一真是国宝，私藏了要犯法；报官吧，又怕这宝贝被收走，村里啥也落不着。最后还是村支书拍了板：“咱庄稼人不能干糊涂事，这是国家的东西！”
报信的人骑着自行车往镇上赶时，车轮碾过冻土发出 “咯吱” 声，像在为这即将揭开的秘密伴奏。张老汉守在土坑边，看着越来越暗的天色，总觉得那土坑里像有双眼睛在盯着他，既神秘又威严。他不知道，自己这一锄头下去，竟捅开了西周 “弓鱼” 国的神秘面纱。
1975 年元旦刚过，考古队的帆布帐篷就支在了茹家庄的塬上。队员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勘察时，张老汉总蹲在帐篷外瞅，看他们用小刷子一点点扫土，心里直犯嘀咕：“这么慢腾腾的，能挖出啥来？” 直到第一尊青铜鼎露出轮廓，绿锈斑驳的纹饰在阳光下舒展开来，他才咂着嘴感叹：“这玩意儿，比戏文里的宝贝还俊！”
考古队的李队长看出他的好奇，递过放大镜：“老张你看，这铭文念‘弓鱼伯’，说不定是个国王呢。” 张老汉举着放大镜，手激动得直抖，那刻在铜器上的字像活过来似的，在他眼前拼凑出一个从未听过的国名。他突然觉得，自己那天的害怕和犹豫都值了 —— 原来这黄土底下，真埋着一段被人忘了的历史。
随着发掘深入，两座大墓渐渐显露真容。当陪葬的车马坑出土时，村民们都看呆了：整匹的马骨排列整齐，马头上还套着青铜饰件，仿佛随时能驾着车奔起来。有孩子趴在坑边数马骨，被大人一把拉回来：“轻点！别惊了老祖宗的驾！”
竹园沟的发掘更让村民们开了眼。22 座墓葬连成片，3 座车马坑里的青铜车器闪着寒光。13 号墓打开时，先是冒出一股土腥味，接着一件件文物被小心地捧出来：玉器温润，陶器古朴，最惹眼的是一对直棱纹提梁卣，一大一小像俩亲兄弟，提梁上的兽头瞪着眼睛，像是刚从三千年的睡梦中醒来。
张老汉跟着看了半晌，指着那提梁卣问：“这是装酒的？” 李队长笑着点头：“里面还有舀酒的斗呢，跟现在的勺子一个理。” 他伸手比划着那斗的两折三曲，说古人喝酒比咱讲究多了。张老汉摸着下巴琢磨：“看来那时候的国王，日子过得比咱村长滋润多喽。”
后来博物馆的人来征集文物线索，张老汉把自己捡到的一小块铜碎片交了上去。人家给他发了本证书，他逢人就拿出来显摆：“看见没？咱也为国家做过贡献！” 孩子们围着他听挖宝的故事，他总说：“那土底下藏着的不只是宝贝，是老祖宗的日子。咱得好好护着，别让他们睡不安稳。”
如今，这两件筒形直棱纹提梁卣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，作为该馆的珍贵藏品，向公众展示着三千年前的独特工艺与历史韵味。博物馆里，这两件筒形直棱纹提梁卣，一大一小，宛如一对亲密的伙伴，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大的带梁高 33.3 厘米，重 3.33 千克；小的带梁高 27 厘米，重 1.95 千克。它们的造型装饰完全相同，显然是一次精心铸造而成。当考古队员们初次见到它们时，都被其独特的外形所吸引。这对提梁卣，恰似现代的保温饭盒和暖水瓶，充满了 “现代” 色彩，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。
仔细观察这对提梁卣，其精妙之处令人拍案叫绝。卣腹以中部一周凸起的宽条带纹为界，花纹对称展开，依次为直棱纹、以云雷纹为地的夔凤纹、凸棱纹和素面条带。这种对称的设计，完美地体现了古人以对称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。卣的提梁上有宽宽的凹槽，两端是高浮雕兽头，栩栩如生，仿佛随时都会咆哮而出。提梁卣上部的盖面隆起，盖中部有圆形握手，围绕握手饰一周辐射状的梯形直棱纹，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，美丽而庄重。盖沿饰四组夔凤，垂冠、钩喙，长身卷尾，均以兽头为中心两两相对，仿佛在守护着这份古老的宝藏。腹部的装饰纹带与盖部花纹基本相同、相互呼应，提梁两端的兽头又与盖身装饰纹带中的多处兽面形象接近，提梁、卣盖、器身三者紧密相连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彰显出高超的工艺水平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卣里面还有一个配套使用的舀酒器 —— 蝉纹斗。这个蝉纹斗，可谓是匠心独运，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。斗的手柄两折三曲，设计得恰到好处，上面装饰了蝉纹和牛首，精致绝伦。蝉纹的头、翼、足纤毫毕现，仿佛一只活灵活现的蝉停歇在上面。蝉在古代象征着蜕变和高洁，将蝉刻在斗上，不仅增加了美观，更赋予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。斗的大小和盛酒器成正比，能够巧妙地把提梁卣里的酒舀得比较干净，斗口微收，不易抛洒，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实用性的追求。
据《尚书》中 “以秬鬯二卣” 的记载，以及《诗经》中 “厘尔圭瓒，秬鬯一卣” 的描述可知，卣是用来盛 “秬鬯” 的。“秬鬯” 是一种用郁金香草和黑黍酿造而成的酒，色黄而芬芳，十分珍贵，只在祭祀或赏赐功臣等重要场合使用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，筒形直棱纹提梁卣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。
青铜卣作为商周青铜礼器中重要的盛酒器之一，大多是椭圆形，颈部略微紧束，腹部下垂，也有一部分是方形和直筒形的。而筒形直棱纹提梁卣的卣体呈直筒形，并非卣的常见形状，成对出现更是少有。这种独特的造型，使其在存世青铜器中别具一格，成为青铜卣中的珍品。研究商周青铜器的学者梁彦民认为，筒形卣是青铜卣中形式较为特殊的种类，虽然流行时间很短，发现数量也很少，但在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中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。
那么，这种筒形卣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？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猜想。有人认为，它是以竹筒为原型发展而来的。商周时期，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更温暖，竹子生长较为普遍，人们在生活中极有可能将竹筒作为容器。但由于竹筒难以保存，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确凿的证实。还有学者提出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有用桦树皮卷成筒状容器的习俗，筒形的提梁卣有可能是对这种习俗的模仿。当时的宝鸡地区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叉地带，两种文化相互融合与渗透，在青铜工艺领域有所反映也不足为奇。这些猜想为我们窥见筒形卣出现的 “真相” 提供了宝贵的思路。
除了筒形直棱纹提梁卣，“弓鱼” 国墓地还出土了许多其他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，这些文物共同展现了 “弓鱼” 国独特的文化面貌。比如，墓地中大多数墓葬的墓圹、棺椁呈现出头宽足窄的倒梯形，与典型周人墓室和棺椁的长方形截然不同。墓葬的填土或椁室内常常发现椭圆形花岗岩砾石块，即河卵石，这在周人墓葬中极少出现。此外，还出土了大量马鞍形双耳陶罐，这种器物在中原墓葬中基本不见，却与甘肃中部及东南部的寺洼文化中的典型器物相似。寺洼文化大约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初年，考古学家夏鼐、俞伟超认为其族属为氐羌民族。由此可见，“弓鱼” 国墓地出现了丰富的氐羌文化元素。
“弓鱼” 国墓地中出土的多件青铜车軎饰，也印证了其与氐羌的关系。车軎是一种车马器，一般套在车辕前端，常常雕刻成不同的形象以作装饰。“弓鱼” 国墓地出土的车軎饰雕刻成了披发纹身的人物形象，与文献中记载的西戎 “被发衣皮” 的形象较为吻合。
同时，“弓鱼” 国墓地中也有着鲜明的古蜀文化色彩。周代贵族下葬时常常随葬青铜兵器，“弓鱼” 国的贵族也不例外。当时最常见的主战兵器是戈，在 “弓鱼” 国墓地中，既发现了中原常见的长援戈，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三角援戈。这种锋刃部分呈三角形的戈，被老一辈金石学者和考古学者称为 “蜀戈”，基本见于蜀地和汉中，也就是古蜀文化分布和影响的区域，在中原华夏文化的遗存中很少见到。此外，“弓鱼” 国墓地中最常见的一类陶器是尖底陶罐，很多墓中还出土了同样形制的尖底铜罐，而周原地区甚至丰镐、洛邑的周人墓葬中，基本见不到这种尖底罐，在四川盆地早期古蜀遗址中却大量存在，这是早期古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类型之一。
茹家庄 2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女子青铜人像，其发式十分特别，将三叉形发饰固定在隆起的发髻上，并在脑后编成发辫。这种三叉形的发饰，也见于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的嵌错铜壶花纹，具有浓厚的古蜀文化色彩。
氐羌、古蜀和华夏文化为何能在 “弓鱼” 国交融呢？或许在《尚书・牧誓》中能找到答案。书中记载，跟随武王伐纣之师有 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”，“蜀” 与 “羌” 赫然在列。周人兴起于宝鸡一带，这里距离氐羌活动的区域很近，且无明显地理阻隔，周人在兴起时收服氐羌一部为己所用顺理成章。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虽有地理障碍，但早在商代后期，古蜀文化就已扩展到汉中地区，考古工作者在汉中的城固、洋县等地发现了大量三角援戈、尖底陶罐，说明这里也是古蜀人生活的地方，因此关中的周人与汉中的蜀人建立联系相对容易。参与牧野之战的蜀人与羌人，作为周人争夺天下过程中的 “从龙之臣”，周王朝建立后，被分封在周原膏腴之地，与周王室和王朝公卿共同生活在宗周王畿的核心地带。他们在浸染华夏文化的同时，原有的文化特色并未完全磨灭，从而形成了 “弓鱼” 国墓地中氐羌、古蜀和华夏文化交融的独特文化面貌。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“弓鱼” 国最终走向了衰落。西周穆王时，矢国逐渐强大，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，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，“弓鱼” 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茹家庄一带，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周旋。从茹家庄 “弓鱼” 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多，但体形较小，制作草率、简陋，已呈现出衰败的气息。西周中期以后，“弓鱼” 国在渭水南岸的茹家庄、清姜、竹园沟一带的活动踪迹逐渐模糊不清，此时的 “弓鱼” 国已经国破，或者迁徙到了不知何处。在一座编号 BRM3 的墓中，顺着一条斜长的墓道，考古学家发现，这座具备王族规模的大墓中没有任何随葬品，接近墓室处有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，死者颈部有条痕迹，明显被缢而死。许多学者相信，这个被缢死的古人，或许就是 “弓鱼” 国最后一位国王的骨架，在矢国势如破竹的军队面前，“弓鱼” 国终于消亡，有关它的传说也最终归于平静。
但 “弓鱼” 国留下的这些珍贵文物和神秘遗迹，却成为了后人探索古代文明的重要线索。它们见证了那个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，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三千年前的辉煌与沧桑。如今，当我们站在这些文物面前，仿佛能够穿越时空，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情感，领略到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的独特魅力。这些文物不仅是 “弓鱼” 国的瑰宝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，它们将永远闪耀着光芒，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和追寻历史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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